近年来名人手札深受学术界和出版界重视，先后推出了多种手札集。印制之精美，收罗之宏富，更是前无古人。《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赵天华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即其中一种，该书收录民国时代诸多学人写给方氏的书札、诗笺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真迹影印加释文的整理方式，颇便读者。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瞩目。已有学者利用这批珍贵的材料，撰写了如《〈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中的抗战民间记忆》（《云南档案》2022年第4期）等文章。
罗根泽致方树梅函（《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
这些手札作者，整理者已经一一注明，并酌加注释。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一封三月廿四日的来函（236-237页），整理者谓：“此札中‘罗某’为未能识别出落款名字。”信的内容不长，引之如下，原释文有讹误处，已校正：
树梅先生著席：
久切驰慕，未亟瞻仰。拜读《责善》十九期，大著《滇南碑传集序目》，琳琅满目，以不得拜读全书为怅，未审已有出版？可从何处购阅？尤以卷九文苑三碑急欲先睹。如全书尚未脱椠。能否倩书记抄示？抄费当即奉上。因拟集历代文学家传记，故对文苑三碑更视同珍瑰也。如承抄示，决不隐所从出。文踪何止？惟望著述之暇，不我遐弃，时惠指教。春风多厉，惟乞珍摄。敬颂著祺。
弟 罗某 顿首 三月廿四日
整理者未能释出“罗”后两个字，故暂以“罗某”称之。细审落款，所谓“罗某”当即“罗根泽”三字。可参看孔网拍卖2022年9月4日罗根泽致商务印书馆函中的署款。
罗根泽致商务印书馆函
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县人。早年就读于河北大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等校，后执教南北各大高校。尤其在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中央大学）任教最久，终老于斯，与胡小石、汪辟疆先生并称中文系“三老”。生平著述甚夥，尤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名闻遐迩。关于罗氏的学术贡献，以周勋初先生《罗根泽先生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一文总结最为精辟。
纵览这通罗根泽致方树梅信函，从言语之间，可知罗、方此前并无交往，此番属第一次通信。但两人此前应该互有所闻。
据马强才《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载，1934年秋，罗氏赴安庆，任教于安徽大学。次年即在安徽省立图书馆主办的学术刊物《学风》上发表论文多篇，如《唐代文学批评研究初稿》（《学风》第五卷第二、三期）、《唐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学风》第五卷第四期）等。
而方树梅长期生活在云南，外出最有名的一次，系为“访求乡先达遗著及《通志》资料”，壮游南北。此行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的《北游搜访文献日记》，“出行始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四年（1935）七月十一日结束，历时半载有余。行程由昆明出发，沿滇越铁路经”。这次北行，安庆是方树梅的重要访书之地，盖云南赵州师荔扉曾于嘉庆间任望江令，并终老于此，其著作也在望江雕版付梓。《学风》第五卷第六期“安徽文化消息”栏目刊有一则报道《云南省府派员来皖搜访师荔扉先生遗著》：
师荔扉先生名范，云南赵州人。清嘉庆间，授望江令，在任七载，政绩昭著。至今故老犹能言之。生平著作，计有：《滇系》《金华山樵前后集》《二余堂诗文集》《抱甕轩汇稿》《二余堂丛书》《小停云馆芝言》《雷音集》等书多种，极为瞻博。致仕后，贫不能归，终于望江。遗著有望江刊板，旋遭洪、杨乱毁。流布滇、皖间者，为数亦不多。民国三年，云南开馆征刻丛书，得其诗文集十之八九，合刻行世。近以修纂《通志》，复由省府特派方癯仙君（树梅），至南北各地，搜访滇省文献。方君日前抵皖，以搜访师先生遗著见托。本馆派馆员望江吴荫黎君（盘），导往望江，多方搜访，卒获荔扉先生遗著《雷音集》《二余堂丛书》《小停云馆芝言》等三种，与民三滇省刻行丛书中所收师先生诗文集，足成全璧，亦滇、皖两省文献史上一大快事也。
方树梅5月22日自九江乘船抵达安庆，6月3日前往南京，前后逗留安庆近两周。其《北游搜访文献日记》一书，详细记载了这次安庆之行的访书经过，可谓收获颇丰。民国三年，云南刊刻师氏遗著，限于条件，未能搜罗齐备。而方树梅此次则在安徽省立图书馆的热情支持下，派员吴荫黎随同前往师荔扉终老之地望江县，搜集到了师荔扉遗著三种，使师氏著作得以“足成全璧”。在安庆期间，省立图书馆馆长陈东原曾以所主编《学风》一册赠与方树梅。并于6月2日致信方树梅，索其“游望江访荔扉先生遗著之诗文，抄登《学风》”。故方树梅于次日临行前，于旅社中草《望江搜访师荔扉先生遗著记》一文，“应陈东原馆长之命”。方树梅访书安庆之时，恰逢罗根泽任教于安大，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未能相识。但罗、方两人作为《学风》的作者与读者，自然对彼此的研究有所了解。
此后，方树梅回到故乡云南，继续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与地方志编纂工作。而罗根泽，则辗转任教多校。七七事变后，战前还算平静的岁月被打破。大学纷纷西迁，师生们也颠沛流离。对文史学者罗根泽来说，丰富的图书条件，是治学所必须。而抗战中的困苦，使得治学条件十分恶劣。罗根泽在《我的读书生活》中回忆道：
卢沟桥的炮火，掀起了民族抗战，也粉碎了安定生活。我丢弃了自己购置的书籍，丢弃了自己蒐辑的材料，丢弃了自己撰录的札记，赤手空拳的带着妻子，泛海南来。在河南大学借教一月，还算可以读书。后来随师范大学到西安，和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开学未久，又迁到汉中，迁到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住了二年，乡居无事，本来可以读书，可惜无书可读。在西安汉中也还买了些书，自己也还勉强凑足一架，城固民众教育馆还有“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较我童年读书的“北圃学舍”，不知多出若干倍，可是在“北圃学舍”读得颇有趣味，在城固便感觉无书可读。还是因为那时的兴趣在学文，这时的兴趣在治学；学文的要求是基本书的诵习了解，治学的需求是多种书的钩稽融贯。因为是希望由钩稽得到融贯，所以必由甲书渡到乙书，又由乙书渡到丙书，以至不知若干的书。我也曾拟了一些问题钩读，可惜大都遇到无书的阻碍，也就大都索然中止。听说中央大学自南京搬到重庆，所有的书籍都带了出来，这对我有无上的引诱，终于在二十八年的冬天，离了教读八年的师范大学后身的西北联合大学，来到陌生的重庆。
这是我衷心感激的，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大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慰安。我来后便住在柏溪分校，这里有中大差不多全部的图书，储藏在一座特造的大厅，要参看哪一种，可以请图书馆开馆查取。我总算没有辜负这里的优美环境，没有辜负这里的丰富图书。我依据这里的图书，校补了在北平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四，四个分册(商务出版)，又写了第五分册的一大部分，也还写了一些短篇文字。
但据此也可以看出一个显然的无情对比，就是和战前的读书效率，真有天渊之别。这有什么办法呢？抗战期间，抗起了各色人物，却止抗倒了读书人，尤其是读书人中的教授阶级。
罗根泽之所以由西北联大转而指教中央大学，主要原因在于中大丰富的藏书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在中大柏溪校区，罗根泽为学术研究广泛阅览各类材料，许多中央大学旧藏古籍的借书卡上，都有这一时期罗根泽先生借阅时留下的签名。正是因为中央大学典藏之完备，罗根泽得以校补其生平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并撰写发表论文数十篇。
但随着学术事业的开展，罗根泽又有了新的学术计划，对学术资料的搜集更是迫在眉睫。罗根泽对大后方新出版的各种学术刊物十分关注，在中大读到《责善》半月刊上的方树梅文章后，为了获取参考文献，遂第一时间致函方氏求助。
罗根泽来函中提及的《滇南碑传集序目》一文，载于《责善半月刊》第1卷19期，1940年2月16日出版。由于文章比较长，续篇刊于第1卷20期。《序目》前有“《滇南碑传集》将出版”短讯一则：
方树梅先生，号臞仙，云南晋宁人。四十年来集中精力于滇中文献之搜访，先后成书数十种。迩来其《滇南碑传》又脱稿，凡三十余卷，百余万言，为云南掌故一大结集。兹闻已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代为付印，不久即可出版。本所承方先生将此书《序目》寄下，特登在下方，以快先睹。甚愿其他省区之同治亦各仿其体例，辑为一书，俾研究地方史者得取材之极大便利也。
《责善》是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主编为顾颉刚先生。顾颉刚1938年末到1939年上半年曾一度任教云南大学，与方氏往来密切。方氏不但赠送顾颉刚书籍多种，还邀请其至家中欣赏所藏书画并题字，并同游滇南诸胜地。方树梅《学山楼诗集》卷七己卯年有《六月初五日吴县顾颉刚南阳徐旭生（炳昶）偕丽江同宗方国瑜游和衲诸胜并访天女城滇池县遗址盘桓三日得诗八首》《顾颉刚教授云南大学未获游苍洱之胜顷入蜀主齐鲁大学诗以笺之》、卷八庚辰年有《怀顾颉刚》等。而《顾颉刚日记》1939年部分，也多次出现了方树梅的身影。
《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中收有顾颉刚来函四通，皆与《滇南碑传集》书稿有关。不仅提及收到方氏邮递的“《碑传集》总目一册”，还提到“拙序随后当草就奉上”，并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致方树梅之信。编者在解读中指出：“从北京图书馆开明书店版《滇南碑传集》看，书中并没有顾颉刚之序。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顾颉刚与北京图书馆袁同礼对《滇南碑传集》的出版权之争，而使顾颉刚之序变得敏感。”（137页）这是编者的猜测之语，此书出版事宜，顾、袁并未失和。《顾颉刚日记》中，此事之后，二人仍旧往来颇多。方树梅本人在《臞仙年录》回忆道：“云大教授吴县顾颉刚先生闻之，谓云南文献攸关之书，《云南丛书》中尚无此钜制，愿由北平研究院介绍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未商洽，之成都，主讲齐鲁大学，函余寄出，由齐鲁大学付印。北平图书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闻之，函商颉刚，让由北平馆交开明书店印行。民国以来碑传，辑为续集，拟加汉至元人物考以相衔接，考云南历代重要人物，于此可问津焉。”（《北游搜访文献日记》附录，224-225页）可见方氏也未认为《滇南碑传集》更换出版社一事，造成顾、袁失和。
《滇南碑传集》1942年2月由开明书店铅印出版，封面张一麐题签、扉页周钟岳题签，并注明“此书印刷费由哈佛燕京学社补助半数，特此致谢，国立北平图书馆谨白”（关于此书出版时间，向来作1939年、1940年者居多，检负责校对此书的时任开明书店编辑王伯祥日记，直到1941年11月15日，“校《滇南碑传集》目录毕，于是全部校完”。王伯祥拿到样书，已经是1942年2月16日，详笔者《方树梅〈滇南碑传集〉出版考》，即刊）。
在《滇南碑传集》交付出版社，进入编校流程后，顾颉刚还在《责善半月刊》第1卷22期（1941年2月1日）刊发了万斯年《以滇南碑传为例略论碑传之史料价值：滇南碑传集序》，为此书进行持续预热和宣传，可见他对此书之重视。1939年顾颉刚短暂的云南执教生涯结束后，前往成都，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方树梅的身影已经从《顾颉刚日记》中淡出，仅有少数几次提到致信方氏。但1941年3月31日，顾颉刚在草拟学术规划时，仍旧记得方树梅的学术特长，于日记中写道：“西南史——夏光南、方国瑜、方树梅、闻宥、江应樑、方师铎、吴玉年。”（第四卷，513页）
罗函中提到的“文苑三传”，指的是《滇南碑传集序目》卷九所著录的：董难（李元阳撰墓志铭）、木公（张含撰墓表）、张志淳（子含·合，缪尔纾撰传）。这三篇碑传，在开明书店版《滇南碑传集》中均有收录，即李元阳《董君凤伯墓志铭》、张含《雪山大夫墓表》、缪尔纾《张志淳传（附子含合）》。其中，缪尔纾为方氏友人，《滇南碑传集》书前所载诸家序言，其中一篇即缪氏所作。方树梅《学山楼诗集》中也多有与缪氏唱和之作。由于罗根泽急切想读到这三篇传记，故希望尽快购阅《滇南碑传集》。同时，还提出如书尚未出版，还请方树梅请人代为抄录，以便尽快得到这一稀见材料。抗战前的北平，不少学者家中都聘有助手或书记，代为抄录各种资料，以便研读。罗根泽在《我的读书生活》中也曾谈及：
战前的教授经济情形，也并不很好，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可望而不可即，房子可住上二三十间，男女工人厨夫之外，还可以聘请助手或书记。至自己的夫人，当然不必赶回厨房，更不必赶到公事房，天然的做自己的义务助手。内籀的研读，不需要多少参考资料，因此也不需要请人帮忙。外籀的研读，需要的资料甚多，散见各书，非请人抄录，不易集中细绎，还有借来的善本书籍，更非抄录不可，我请人抄录的各种材料，分储在一百多头厚纸夹内；不知何时才可以取回应用。
可见，北平时代的罗根泽，处于人生治学的黄金时代。生活稳定，待遇优厚，又有助手及夫人代为抄录资料。至今，南大图书馆所藏明人胡文焕编《诗法统综》（典藏号：56.50455）钞本，即罗夫人张曼漪所抄录。
罗根泽先生读书照
之所以请方树梅抄示“文苑三碑”，是因为罗根泽“拟集历代文学家传记”。罗先生在1942年10月10日于中央大学所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曾回顾其学术规划：
余少好子集之学，长有述作之志。诸子百家，则作“探源”以辨正伪，作“集注”以明训诂，作“传论”以考行实，作“学案”以阐义理。历代文学，则先录“文学家传记集”，再作“文学家列传”，以述文人生平；先作各类“文学史”，再作“文学史类编”，以疏文学源流；先辑“文学批评论集”，再作“文学批评史”，以探批评奥蕴。资赋弩钝，人事俶扰，年至不惑，学无一成。“探源”“传论”，成书不全（“传论”止成《孟子》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探源”较多，单印者有中华书局出版之《管子探源》，余则收入开明书店出版之《古史辨》四、六两册）；“集注”“学案”，汗青无期；“文学家传记集”则旧录已佚，新录未终；各类“文学史”，则《乐府》悔其少作（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他亦不欲问世；“批评论集”则充溢箧笥，徒自赏玩；“批评史”亦止此五代以上五篇，差敢写付梓人耳。
可见“文学家传记集”是罗先生研究历代文学规划的第一个准备工作。但这部书，“旧录已佚，新录未终”，终其身也未能出版。
在抗战中，罗根泽先生为获得治学所必备的良好图书条件，不惜翻山越岭，关山万里。这封不足两百字的短札，可以看出罗根泽先生为第一时间获得学术资料，而广泛搜求所付出的努力，更可看出在烽火连天中，一代学人学术报国的热忱与坚守。